对于本报昨日关于数码村管理混乱的现象，市房管局物管处高度重视，下午便将现场办公会开进数码村，当着社区、街办及区房管局等的面，给数码村的物管公司交大物业开出整改通知书，限期7天。否则，29位数码村物业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和物业公司均将被扣掉信用分，记入信用档案。

市房管局物管处相关负责人带着交大物业高层在小区走了一圈，每每发现问题都让他痛心疾首：“交大物业是成都的第一批老牌物管公司，你们是在给自己和行业抹黑啊！”服务规范不落实到位，服务制度不健全，服务预案未建立，服务效果的满意度不高；物业使用、管理、维护、服务不力，与业主、业主委员会的沟通机制不畅；业主大会会议不能及时有效召开，导致物业管理活动不能正常有序进行……相关负责人当场要求交大物业连夜进行“革命性”整改，人员不行就“开”。要珍惜工作岗位，下大力气整改；对有些共有部分的维修可以先组织进行，而不必等维修资金到位，先解决问题再走程序。

区房管局、街办、社区将尽快就当前数码村物业管理中的其他问题建立应急预案，并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依靠广大业主共同维护好小区管理稳定。

群星路社区和九里堤街办司法所已与彭毅和徐映等业委会管理人员取得联系，今天下午召开协调会，商量如何解决数码村业委会困境。

住户心灰

业委会主任被罢免至今没交权

老住户谈数码村的业委会：

业委会主任被罢免至今没交权

和物业交涉，到房管局提取维修金，都应该由业主委员会出面解决。但为什么数码村的业委会却似乎并没有发挥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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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才起步 老百姓还需要学习

成都商报：小区的小利益、小矛盾很多，有什么好的建议？

王健：中国的自治意识才处于起步阶段，老百姓还需要学习，政府再部分引导。当自治组织不能发挥作用时，要有一些协调。国外这方面比较完善，甚至还有人来教你怎么发表意见。也有很多专门的咨询机构，不是一有事情就找政府。但我国的民间力量发育不足，无人来完成这部分指导。

成都商报：中国的业主总是发生问题时才想到维权，维权时又无人肯出头。

王健：这是因为中国的业主没有意识到，如果社区没搞好，受损的是业主自己。纽约有个高档社区，但后来慢慢沦落，中高收入人群逐渐撤离，变成低档社区。如果当初意识到这个结果，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中国业主平常都不想管，一有人管就很多人呼应。这可能也是源于“枪打出头鸟”、“明哲保身”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习性的影响。

成都商报：老百姓自治意识不够，社区及街道的介入似乎也很弱势？

王健：现实状况下，很多小区只能通过社区和街办的介入来推动业委会的成立。这也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意识很强，所以还得先沿着这种模式，最终选出一个得力的业委会，来慢慢学会自治管理。要实现完全的自治，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成都商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社区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

王健：其实，社区的出现时间也很短，应该才十来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也很强，现在都有很多人习惯性地把社区工作者当成政府工作人员。所以，社区自己的工作能力也有待提高，比如选举更加得力的社区工作人员，或者政府放更多的权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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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业委会主任卷款跑了

“第一届业委会主任卷款跑了，第二届业委会主任又不管事，罢免他，他又不交权……小区这些问题，全靠我们几个六七十岁的大爷自发在物管、社区、街办、区房管局之间往返。人家见我就问，你们业委会呢？”老住户杨明舜大爷说起此事心灰意冷。

“第一届业委会我参加筹备，选举刘某当主任。后来小区将业主不要的废旧自行车出售，收入3万元钱用于添加小区的运动器械等。结果刘某拿着这笔钱跑了，卖器械的差点将我告到法院。”杨大爷说，第二任业委会主任彭毅是他的老乡，他毫不犹豫地投了票。谁知彭毅当选后，什么事都不管。

数码村还存在很多糊涂账。杨大爷称，小区公共区域属全体业主所有的7间营业房被业主王某等租用，这些租金交没交，怎么用的，从来没公示过。

让小区业主最不放心的是维修基金。杨大爷听说，第一任业主委员会使用过，原来80多万元的维修基金现在只有50多万元，但钱是怎么花的，也没公示过。开发商依法应交的那部分维修金至今也未到账。

没印章 新业委会无法工作

彭毅当选后对业主意见置之不理。杨大爷称，忍无可忍的业主代表去年底开会将其罢免，并选徐映当新的业委会主任。但彭毅却不肯交出代码证和印章等，没有这些东西，新业委会无法开展工作。

徐映表示，她要求彭先把账务交清楚，否则她不敢接。但彭毅竟从此便再不理会任何人。“当初入业委会，就是想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再这样下去，我们也要搬走了。”

针对小区管理瘫痪的状况，区房管局、街办及社区均表示，业委会是自治组织，他们只有指导和监督权，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被免者说

不做物管傀儡也不做小区罪人

被罢免的第二届业委会主任：

不做物管傀儡也不做小区罪人

业主的矛盾似乎都集中到神秘的被罢免业委会主任彭毅身上。在数码村的家中，他坦承自己确实是不堪流言中伤。

被人怀疑搞“私人勾兑”

彭毅称，由于第一届业委会扔下一个烂摊子，他决定先着手查清小区账目。他与业委员委员徐映一起到房管局查账，得知小区房屋维修金只剩下50多万元。然后，准备和物管谈停车费的问题。但还没来得及开始，小区内突然有了很多流言蜚语，每次回家，总能听到一些人在身后指指戳戳。2007年10月，在他当选两个多月时，在小区公示栏的通知下，出现了指责他的手写留言：“我怀疑你是否背着业主，与物管搞‘私人勾兑’为你个人谋取私利，希你向广大业主作个交待。”慢慢地，彭毅对小区的工作变得消极起来。

2008年10月10日，一封“致全体业主的公开信”列举出彭毅的四大罪状：不履行职责、违背承诺、独断专行、以权谋私，称经业主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对其罢免。在相关部门协调下，彭毅主动辞去了主任职务，第二天便要和新当选的主任徐映去办理手续交接。不知道为什么，徐映突然不肯接手了。对于徐映反复提到的账目问题，彭毅表示：“无账可交。”

交印章的前提是程序合法

彭毅表示，物管曾说过要支取维修金来修，他请物管代为征求业主意见。但物管只拿来一纸通知，他当然不能签字。

物管合同到期后，物管工作人员也多次想让彭毅签字同意续约。但他认为，第一届业委会刘某在离开前就提前把物业服务合同签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物管管理纯属应付。如果现在物管想让他签字，必须要事先征得2/3业主的签名同意。“我承认自己没有为小区办事，但我不可能做物管的傀儡，也不愿做小区的罪人。”

对于社区或街办说通知不到他，彭毅称这不是事实。他曾表示愿意召开会议，请社区宋主任参加，但宋主任说只能派人参加。“宋主任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我把章交出来就可以。但我的前提是程序合法，要么进行公证，要么重新选举，选出一个合格的人，来替小区业主解决问题。”

深度解析

民众还需提高自治意识

学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市社科院社会学和法制研究所所长王健深度解析“数码村”小区管理之乱

针对“数码村”小区管理的混乱，市社科院社会学和法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健昨日作出深度解析。

权宜之计 社区推动成立业委会

成都商报：数码村业委会陷入瘫痪状态，第三方力量是否可以介入？

王健：权宜之计，只有社区、居委会有义务来发挥作用。确实，居委会跟业委会之间是一个指导关系，应各司其职。既然数码村业委会已经无法工作，只能是社区或居委会来介入，推动成立业委会。

西门上曾有一个小区，电梯坏了要提取维修金，但必须要业委会出证明。就因为业委会瘫痪，两年半时间很多人只有步行10多楼上下，最终还是通过社区协调解决的。

成都商报：租住户及很多老人家没有业主资格，很多问题，他们显得有心无力。

王健：这个问题也很普遍。但也不是不能解决，比如租住户虽然不是业主，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可以向出租业主转达，还有很多老人家虽然不是业主，但可以代儿女行使业主权利。当业主达到一定票数，就可以改选业委会。很多人热心但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又不一定有时间，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

另外，租住户、没有业主资格的老年人都可以参与管理，虽然他们在业委会里没有权力，但作为居民，他们都有权利发表意见，或向社区反映。

公开账目 业委会可以拿报酬

成都商报：业主大会很难召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王健：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强政府弱社会，老百姓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比较弱。现在政府虽然给了权利，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会使用。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都住公房，有问题靠单位解决。商品住宅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属于新事物。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面，都想其他人来处理，这是一个悖论。所以，民众还需提高自己的自治意识，学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成都商报：因为业委会干事没有报酬？

王健：对，因为不拿报酬，都希望别人来做。要解决业委会的可持续运营问题，就要考虑一定的资金。业委会成员在管理中付出了精力和时间，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好处。总之，这肯定是一种方向，否则业委会的管理将是不可持续的。

一般情况下，有完善的物业管理，业委会只需要报销电话费等少量费用就可以。如果没有好的物管，业委会的支出其实需要更多。不过，报酬可以拿，但一定要征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成都现在一些高档社区解决得比较好，当然，前提是账目要公开。

成都商报：可不可以给一个强制力？

王健：不行，业委会是自治组织。其实，每个人都是理智的，只是需要一个协商机制，通过博弈来平等地发挥作用，绝不能采取私下解决的方式。